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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顾问谈面对诉讼金融投资行业领域国家司法和立法回应

    根据域外经验分析了第三方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法律性质和法律效力问题,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探讨我们国家的立场,中国的司法和立法对于诉讼中的第三方资助协议应当持何种态度?文径网络投资分析对这问题的回答具有一定程度的紧迫性,因为第三方资助协议的实践在中国诉讼程序中已经逐渐兴起。伴随着这一趋势,我们有必要参考域外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分析清楚第三方资助协议对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可能造成的冲击。

    根据对于第三方资助协议的态度,现有国家和地区可以划分为三类:开放型(不仅仅承认资助协议中的费用资助条款和回报补偿条款,也认可程序控制条款)、折中型(仅仅承认资助协议中的费用资助条款和回报补偿条款,但是不认可程序控制条款)、闭塞型(根本否定第三方资助协议,不承认费用资助条款和回报补偿条款,更不用说程序控制条款)。中国应该进入哪一国家类别?这需要我们思考和回答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中国是否应该承认第三方资助协议的效力?即是否应该认可费用资助条款和回报补偿条款;第二,假设中国应该承认第三方资助协议的效力,那么中国是否应该认可资助协议中的程序控制条款?下面由文径网络投资为大家简述分析。

    一、第三方资助协议效力的中国回应:个人权利与司法秩序的考量

    从历史来看,第三方资助刚开始并不受立法和司法体系的待见,大部分国家对第三方资助协议持“闭塞型”观点。这种观点的背后是对司法秩序的维护,他们担心如果认可第三方资助协议,一方面会导致“滥诉”,一些毫无法律根据的诉求也会进入司法程序挤占有限的司法资源,另一方面会破坏司法程序的公正性,不受诉讼程序规制的案外资助人在利益的驱使下可能隐匿证据、收买证人,诱使司法腐败。司法判决也往往以维护公共政策为由否决第三方资助协议。近代以来,随着公民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社会对人的关怀由抽象走向具体,国家看待第三方资助协议的视角也发生了改变——从原先的司法秩序“大”视角转向个人权利“小”视角。立法和司法体系开始注意到第三方资助协议对于个人权利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那些拥有合理诉求但是困于资金的诉求人,第三方资助能够为他们提供接近司法从而最终实现权利的机会。于是第三方资助协议的效力逐渐得到法律体系的认可,部分国家和地区纷纷立法将第三方资助协议合法化,司法实践对第三方资助协议的态度也变得温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在面对将第三方资助协议合法化还是非法化的问题时,同样需要结合本国国情从司法秩序的维护和个人权利的保护两个角度进行考量,一方面不可忽视第三方资助协议给司法秩序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要关注第三方资助协议对于促进个人权利保护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所以只关注司法秩序维护而不考虑个人权利保护的“闭塞型”态度不足取,其已经逐渐被历史淘汰,进入故纸堆。事实上,第三方资助协议合法化已是世界潮流。笔者认为中国对待第三方资助协议的合适态度应该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从个人权利保护的视角出发,承认第三方资助协议的合法性;第二个层次是基于对司法秩序的维护,对第三方资助协议进行规制。
    对于第三方资助协议的规制,域外第三方资助协议的实践已经比较成熟,司法判决和立法已经有比较成型的经验可供我们参考。从这些经验出发,文径网络诉讼金融投资认为中国在规制第三方资助协议时,应该主要关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回报补偿条款的规制,第二个问题是程序控制条款的规制。第二个问题笔者在下文分析,此处暂先分析第一个问题。美国俄亥俄州在规定资助人能够获得的回报补偿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约束,仅仅是要求资助协议必须列明一次性收费项目、被资助人应当支付的总金额以及资助人的年收益率,而Dugal案中法官总结到资助人的回报必须合理且是其在资助案件中承担的风险的公平反映。中国在调整第三方资助协议的回报补偿条款时,不仅仅应当要求资助协议列明一次性收费项目、被资助人的总支付义务和资助人的回报年收益率,而且应当介入资助协议从实质上限制资助人能够获得回报,要求资助人的从资助协议中获得的收益必须合理与其承担的风险一致。这是因为,在第三方资助协议中,寻求资助的被资助人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其议价能力弱于资助人。

    二、程序控制条款效力的中国回应:民事诉讼处分原则与诉讼权利的私法面向

    承认第三方资助协议的效力之后,我们需要考虑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如何看待程序控制条款的法律效力。虽然第三方资助协议合法化已是主流,但是在这些认可第三方资助协议的国家中,对于资助人对资助案件的控制权和程序控制条款的效力仍然有不同的看法。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认为资助人的权利和义务止于费用资助条款和回报补偿条款,并不认可程序控制条款的法律效力和资助人对资助案件的控制权。其背后的理据在于,诉讼权利附属于诉讼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只能由诉讼当事人享有,不能转让给案外人,而程序控制条款目的在于将诉讼权利由被资助的原告转让给案外的资助人,因而无效;但是,澳大利亚最高法院认为程序控制条款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被资助人根据自己的意思与资助人签订,资助人从被资助人处受让对资助案件的控制权或诉讼权利时,也付出了一定的对价,根据合同自由原则,程序控制条款应属有效。
    程序控制条款实质是资助人从被资助的原告处受让诉讼权利以获取对资助案件控制权的约款,上述无效论和有效论的对立根源正在于对“诉讼权利是否可以交易”这一问题的理解不同,无效论认为诉讼权利专属于被资助的原告不能转让给资助人,而有效论认为诉讼权利虽然产生于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但是可以转让。我们国家在考虑如何对待程序控制条款的效力时,也必须回答“诉讼权利是否可以交易”这个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涉及到对民事诉讼处分原则和诉讼权利的私法面向等问题的思考。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这一条款即民事诉讼法上的处分原则。如果对该条款中的“处分”作广义性的文义解释,似乎也包括“被资助的原告有权将诉讼权利和案件控制权转让给资助人”之意,但是这种理解能否得到主流观点的认同存有疑问。

    现行主流观点对民事诉讼法处分原则的定义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原则上由当事人自由决定,国家不能干预。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应当处于被动消极的地位”,也就是说主流观点认为处分原则处理的是当事人和代表国家的法院之间的“私对公”法律关系,解决的是诉讼权利在当事人和法院之间的分配问题,并未涉及“原告的诉讼权利能否通过合同转让给资助人”这一被资助的原告和资助人之间的“私对私”法律关系问题。

    处分原则的主流观点似乎并不能回答“诉讼权利是否可交易”的问题。但是,如果对处分原则的法理依据作一番考察,诉讼权利的可交易性或私法面向问题或可得到较为完满的解答。处分原则的法理基础与私法诉权说同源,认为诉讼权利是民事实体权利的延伸,所以诉讼权利本质上与民事实体权利一样都是私法权利,具有私法权利的普遍性质,比如进行交易。在文径网络投资完全来说,程序控制条款无效论是现行主流观点,我国遵循此主流观点显得更为稳妥,但是从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的法理依据出发,我国选择有效论作为对待程序控制条款的态度亦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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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文径网络投资         文径网络数据中心:尹维维 刘真 编辑         方俊 文径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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